首要目标：续写觉醒，完成“编程随想”的未尽篇章，同时向习近平政府发起挑战
编程随想是一位以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为信念的网络博主，因发表批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言论而被非法判刑。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他个人思想自由的剥夺，更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异见者进行系统性打压的又一例证。编程随想的审判，表面上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由，实则是以“思想控制”为手段，对网络空间进行严密监控，以确保所有言论都在党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内。这一行为，是典型的政治镇压，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严重侵犯。
中国共产党政府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打击分裂势力”为名，将编程随想的言论定性为“犯罪”，实则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消除潜在的反对声音。在这一过程中，程序正义被忽视，证据被选择性使用，甚至有“莫须有”的指控。编程随想的审判，不是基于事实和法律，而是基于政治需要，是典型的“政治审判”。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编程随的辩护权利，也向其他网友发出信号：只要表达不同意见，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这种做法，正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压制，是对思想自由的扼杀。
我们持续输出以技术为主、政治为辅的文章，正是为了完成编程随想未竟的目标。技术是中立的，是传播思想的工具，而政治则是表达立场的方式。通过技术文章，我们可以传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制度的批评，对未来的期望。这种“技术为主、政治为辅”的方式，能够有效地传播思想，激发公众的思考与讨论。
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这一判决，虽然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但其背后隐藏的是对思想控制的强化。在信息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而编程随想的审判，正是对这一阵地的进一步控制。我们不能让思想自由被扼杀，不能让技术成为压制言论的工具。我们要用技术，继续发出声音，继续表达立场，继续完成编程随想未实现的目标。我们坚信，技术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限制，为真相和正义发声，为自由和民主而战。
目标二：解决教育与知识匮乏
要把整个背景讲清楚，首先必须明确一点：真正可靠的行动安全（operational security）意味着个人不再轻易被政府、雇主或其他强势机构有效监控。围绕如何实现这种安全，线上社群往往会出现两类截然不同的声音；理解这两类角色及其动力，是制定和传播有效安全建议的前提。
其一，是那些以保护个人自由与追求真相为导向的成员。他们愿意花时间拆解问题本质、验证细节、反复讨论以求证伪。他们的焦点在于“能否解决问题”、而非“能否维护既得利益”。这种人群通常具有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喜欢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并推动技术或策略上的改进。正是这种求知与善意，使得社区在面对技术挑战时能够积累真知，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争论。
其二，则是利用匿名或半匿名环境来操纵舆论、实现政治或利益目标的人。国族主义者、受利诱者或别有用心的传播者会借助身份隐匿来扩散误导性信息或直接谎言。他们的存在并非理论上的可能，而是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事实。布兰多利尼定律（Brandolini’s law）正好解释了这一现象：制造谎言的成本远低于揭穿谎言所需的努力与时间。因此一条荒谬的说法往往传播迅速，而纠正它则需要付出更多证据、时间与公共注意力。举例来说，当有人声称“某款软件无法编译”时，社区可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与时间去运行测试、复现问题并发布证据来纠正错误；而即便真相被呈现，散播错误者也可能选择拒不承认、转移话题或发动人身攻击，从而让真相难以扩散。
金钱、名利或政治动机对信息生态的侵蚀亦随处可见。即便是开源、去中心化的项目与运动，也并非天然免疫：当外部势力投入资源并通过宣传、赞助或操纵舆论来改变人们的认知时，原本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议题可能逐渐被改写成服务于某些国家或组织叙事的工具。这并非空想，而是现实案例：在许多讨论平台上，受“收买”或受控的声音往往不愿接受更正，反而会坚守并放大错误立场，继续误导社区大众。
匿名空间中信息的混乱常常令人沮丧：大量无依据的言论、重复的谣言、刻意的误导占据了讨论版面，真正有价值的内容被淹没。辩论质地被自我中心的发言或表演式互动侵蚀，社区讨论变得浮于表面，缺乏严谨的证据链与逻辑推理。如果我们有机会设计或管理这些平台，适度的准入门槛或激励机制（例如用匿名加密货币作注册或发言的质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低质量信息，提升讨论门槛，从而让真正有价值的建议与证据更易被发现与传播。
在追求真相的道路上，平衡至关重要。两种极端 — — 过度怀疑与盲目乐观 — — 都会误导人。过度怀疑通常来自主观恐惧，会导致对任何信息产生不必要的否定与怀疑；而过度乐观则可能低估风险、忽视细节，从而带来严重后果。合理的方法是基于逻辑与证据：先明确前提（即我们的威胁模型是什么、要保护什么、面对谁），再通过实验或实证检验假设，最后根据结果调整建议与实践。举个简单但关键的前提：当你设法在电脑上保持隐私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避免被公司监控或内部人员盯上。所有进一步的技术建议都需要以此类前提为起点来设计与检验。
当前行动安全领域内，真正有价值的建议面临两大主要威胁。第一类是公开的无能 — — 缺乏必要专业知识的人不断发布错误或过时的做法，误导新手用户。第二类则是故意的恶意信息 — — 不诚实的个体或组织故意传播错误信息，目的是搞乱社区、降低对方信任或推动特定议程。为抵御这两种威胁，社区必须建立并维护严格的审稿与事实核查流程，鼓励同行评议与透明复现，并培养一种以证据为核心的求真文化：当结论被证伪时，应当公开更正并记录过程；当新证据出现，应当优先接受并调整立场。
每个参与者都有责任为维护高质量的行动安全建议出一份力。不要被铺天盖地的噪音所迷惑，要坚持逻辑与事实，为公共讨论贡献建设性力量。同时，要确保普通大众也能接触到这些高质量建议，而不是被信息茧房或平台算法所隔离。中心化社交平台的审查、算法排序与商业动机，会影响哪些观点被放大，哪些被压制；在某些平台上，政治势力与国家主义者通过影响传播渠道，实际上在决定“谁能被大众听到，谁被忽略”。因此，去中心化渠道、替代传播路径以及对抗审查的策略，对维护信息多元性和确保高质量安全建议的可达性尤为重要。
实务案例能说明问题。像 Monero Talk 这样的节目，致力于为普通用户普及私人交易与匿名支付的正确方法与实践，提供高质量的安全建议与教育资源。然而，即便内容本身经过验证和实践检验，也有可能遭遇平台层面的可见度压制（例如所谓的“影子封禁”）。这种压制并非偶然，而常常源于平台政策、算法倾向或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是优质内容难以到达需要的人群，从而削弱了社区对抗大规模监控与审查的能力。
客观性必须是任何安全倡议的出发点。我们的目标是成为经过认真思考、反复测试与验证的安全实践的避风港：每一条推荐都应基于可复现的实验、清晰的威胁模型以及可公开检验的证据链。当我们发布建议时，会同时列出假设条件、适用范围与可能的失败模式；当社区或外部专家提供更优方法时，我们会坦诚承认并在后续教程中予以修正与更新。追求真理不是维护面子或固守既有观念，而是持续修正并改进，以最大限度降低使用者风险。
在行动安全这个交叉学科中，寻求真相意味着整合多方有效视角：隐私、匿名、可否认性、对手能力评估、场景化威胁模型以及与之相关的第三方（云服务提供商、交易对手、执法机构、网络服务提供商等）的可能行为。单一视角往往不足以覆盖实际风险；良好的建议应当在明确假设的基础上，从各方视角评估后给出具体操作要点。你也可能会发现某些我们忽略了的点，我们自己也会发现别人的疏漏 — — 这正是持续开放讨论与同行评议的价值。保持谦逊与客观，放下自我中心，以“探求真相”的态度去理解不同有效视角，才是接近事实的唯一道路。
目标三：面向90%人群，降低99%风险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把建议设计成对绝大多数人实际可行，从而在日常情境下显著降低常见风险。具体而言，目标是让约 90% 的普通使用者能够采用我们的建议，并通过这些措施消减大约 99% 的常见威胁。为什么要设定这样的目标？因为安全并非零和博弈，也不是把少数极端防护手段强加给所有人。大多数人的威胁是可预测且可降低的：账号被盗、隐私泄露、身份关联、简单的网络钓鱼与社交工程攻击等，这些风险通过合理的习惯与工具能被有效遏制。
关键在于情境化：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与法律环境。举例说明：将 VPN 与 Tor 结合使用以增强匿名性的建议，需要置于具体威胁环境来判断其合理性。如果你身处一个高压执法与广泛网络监控的国家（例如文中点名的某些独裁国家），直接使用 Tor 反而可能把你暴露在“正在使用 Tor”的黑名单中，从而招致额外注意。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先通过信得过的 VPN 隐藏你对 Tor 的访问，再在 VPN 之上启动 Tor，从而减少被立即识别的风险。而在欧盟或许多自由民主国家，直接使用 Tor 通常并不构成自动风险，你甚至可以向网络提供商公开你正在使用 Tor，而不会引起执法上的附加怀疑。再比如社交媒体发言是否需要匿名化，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法律与司法实践：在某些地区，言论的上下文被末位化，讯息本身就可能被作为刑事起诉的依据，因此匿名化是必要的；而在其他地区，公开且真实的身份反而有助于获得舆论与法律保护。
此外，匿名不仅是客户端的问题，也涉及服务器端策略。考虑到某些网站会封锁 Tor 入口或对 Tor 流量做特别处理，若你需要匿名访问这些站点，就必须在访问链路上做额外处理：例如先通过可靠的 VPN 隐藏你的真实来源，再通过 Tor 访问目标站点，使目标服务器只看到来自 VPN 的流量。不同场景会有不同的组合策略，理想的安全建议需要把这些场景列举出来，并为每类场景提供可执行的步骤。
举例来说，我们不会建议普通用户为了停用某台笔记本自带的闭源固件而冒险把电线直接接到主板上 — — 这种做法风险极高、成功率低，且对大多数人没有现实意义。更加稳妥的做法是从源头上选择那些默认采用开源或可审计硬件的平台，避免在日后面对难以修复的后门或闭源限制。总之，我们只提出切实可行、可被大多数人采纳的建议，以在最大群体层面降低风险。
目标四：简化建议以提高可执行性
安全建议若无法被执行，效果为零。复杂繁琐的流程会导致合规率低，从而无法达到预期的保护效果。因此在建议设计上，我们始终强调“尽可能简单但不牺牲关键安全性”的原则。一个更简洁、门槛更低的方案，往往比理论上更安全但不可行的复杂方案，对大多数用户更有价值。
举例说明：在私人消息传递工具的选择上，要求用户必须使用绑定手机号的应用（例如某些 Signal 的使用场景）会增加采用难度与被追踪的可能；而无需手机号即可创建身份的通信工具（如某些经过验证的匿名聊天协议或实现）在实际操作上更容易被弱保护群体接受。这里的核心不是贬低某个工具，而是要在“可行性”与“安全性”之间找到合适的折衷：在不降低关键保护（如端到端加密、元数据最小化、可否认性等）的前提下，优先推荐操作简单、学习成本低的方案，从而让更多人能够真正实施并从中获益。
简化并不代表粗糙。每一条简化过的建议都应附带清晰的适用前提、优势与局限说明；用户应了解在何种情境下该建议足够安全，在何种情境下需要升级到更严格的方案。我们也会提供基于场景的分级路线：从“入门级”的低门槛建议到“进阶级”的更严谨操作步骤，供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与技术水平的用户选择。
目标五：应对国家级或组织级的高级持续性威胁（APT）
前述目标面向的是大众与常见威胁，但也必须有人承担起为高风险个体提供深度防护的责任：当某人被列为国家级监控对象，或当对手投入资金与技术以专门对其进行去匿名化与行为分析时，公开资料与常规建议绝对不足以应对这类高级对手。国家级情报机构与具备资源的对手可以动用行为分析、零日漏洞、供应链攻击与跨国技术公司合作来开展去匿名化行动；这种技术能力远超普通用户或常规安全指南所能涵盖的范畴。
在这种情形下，需要由具备政府或情报机构相关工作经验的高级安全专家提供定制化方案。此类专家能在威胁建模、脆弱性修补、隐蔽通信设计、可否认性部署与长期运营安全（OPSEC）等方面提供实战级防护。作为一个专业团队，我们的主要负责人曾在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我们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会从整体链路出发 — — 审视客户的数字与物理暴露点、通信模式、第三方信任与供应链风险，逐项进行风险缓解，并制定可被执行的长期规范与应急预案。
我们要让人们理解这样一个现实：正确的技术配合严格的使用习惯，确实可以显著降低被迫沉默、压制或匿踪的风险。对抗国家主义者或大规模监控体系，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较量，也是流程、训练与心理准备的对抗。只有将技术、策略与持续的威胁评估结合起来，才能为高风险个体提供真正的保护。